“粤商”作为一个商帮，出现于明清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十大商帮”，其中以粤商、晋商与徽商为佼佼者。晋商在公司治理制度创新及金融业拓展上有着傲人的成绩，清代的票号、钱庄业几乎都被控制在山西商人手里。晋商创立的职业经理人制也使得山西票号的管理相当接近于现代公司；徽商则在保留传统价值观、维系乡村治理秩序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粤商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商业贡献就是率先将商业触角伸入茫茫南海，与外番诸国展开海外贸易。
今人说到粤商的海外贸易史，总会提到清代广州的“十三行”。但实际上，广东商人开拓海上贸易之路的时间起点，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说的便是广州商人早在两千年前便与海外番国开展珍珠、犀角等宝货贸易。
到宋朝时，广州港已经成为全国最繁华的港口，海外贸易达至鼎盛时期。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苏门答腊）、阇婆（爪哇），涉海而至，岁数十柁。”从南洋而来的无数番船在这里靠岸，无数粤商的商船也从这里出发远航。宋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描写的虽然是南宋泉州港的繁华贸易，但借用来形容广州港，也无不可。
宋朝广州海外贸易的发达，固然得益于其濒临南海的优越地理位置，更是宋朝开放的商业政策所引导的结果。
怎样的商业政策，决定了怎样的商业格局。明朝前期厉行海禁，官府取缔民间的海外贸易，民间商船不许下海，又要求海外各国必须先接受敕封，向明王朝称臣纳贡，然后才发给贡舶勘合，通贡互市。如此一来，势必导致宋元以来繁华的海外贸易迅速走向萧条。考古学者曾在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州发现了丰富的宋朝瓷器，却未发现明朝的瓷器，因此提出了一个“明代空窗期”的概念，用来概括明前期由于海禁，导致青花瓷器向东南亚的出口出现了空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