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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纵队”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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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郎郎

一九五八年,“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是诗人,我也是了。每人限期交一百首诗,五十张画。我也交出了,没曾想交出了毛病。那会儿的诗多为:“敢教大地全高产”、“施肥方知粪味香”云云。我的呢:“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教导主任白桂森绷起了面孔:这诗有思想问题——是“青春主义”。没提党和主席,没提三面红旗。

我泪汪汪地反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社论。那阵子我们最爱读的是老马《我爱》、《穿裤子的云》。张久兴、甘露林和我,天天早晨在小松林里来回乱走,狂剃成秃瓢——那像老马,穿件军棉裤,腰里勒根老电线。

我秘密地在写诗,写些上边不喜欢的长短句。因为秘密所以刺激。我们又密谋出版讽刺性的壁报。

白主任暴跳如雷,说:“如果在高中,你们早就够上‘右派’了。”他气咻咻地甩出一张我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为什么画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狠狠’两个字,你想吃谁?”我们全傻了。我那时才十四岁。

我们第一次明白了:那是禁止的游戏。

一九五九年,我到了101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沿帽。我努力学规矩,不敢提自己的诗。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正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那会儿为纪念鲁迅,我们俩在导演话剧《祝福》而愉快地合作。在后台和郭士英开聊,他主演《过客》。

本来我最讨厌他爹——郭沫若老先生,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一点儿也不像兔爷。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