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五、景武之际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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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的复兴,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变更准备了前提条件,那么,为什么汉武帝独钟于儒术,而至少在形式上、表面上排斥其他诸家?欲揭示这类历史偶然现象的终极原因,还只能从当时社会对理论的需求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各家学说的内在结构中寻求答案。

传统的解释差不多都是因袭司马迁的说法,即汉武帝好儒术,“招贤良”,“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1]帝党和后党两个集团进行了一番斗争,等到“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2]于是乎,儒术独尊。

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3]

换言之,我们承认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转折过程中,一些主要人物在某种时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当时主客观条件,并懂得利用和改变这些条件,以促进或延缓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在这里,最重要的或者说终极原因,仍然是社会存在等客观条件。因此,“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4]儒家学说独步走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是涉及到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转变,如果仅用个别帝王、皇后的好恶取舍不同来解释,显然失于肤浅。

顺便指出,所谓汉武帝“好儒术”这个问题本身仍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他确实对儒家学说表示过好感,但在其政治实践中并不是完全按照儒家的伦理要求和道德规范,更不要说如后世儒者从儒家精义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儒家学说的基本特点在于积极用世,对未来世界持存疑态度,“不语怪、力、乱、神”。[5]而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6]甚至真诚期望:“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7]这哪里有一点儒者风骨,完全是一种道地的神仙家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