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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诸子的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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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间虽有几次转变的机会,也都被统治者予以否决。及“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礼仪,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何谓耳,故罢去之”。[1]

黄老学说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从汉初统治阶层的构成来分析,显然在于以“布衣将相”为主要成分的汉初统治者,面对新王朝出现的一系列棘手问题束手无策,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在西汉之前,秦王朝虽然建立了统一大帝国,但如何统治这一大帝国,秦王朝并没有来得及制定一套完整的政策和方略,便由于其他原因而被推翻。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汉帝国的建立,仍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刘邦等一代豪杰能够打下天下,但对如何驾驭天下,实在说来并没有一部明晰的蓝图。

汉初相继的几位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实际上是乐于守成,进取不足。这自然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也与他们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在当时相当长一个时期,西汉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权的把持者,大都是那些虽有战功,但文化水平低、管理能力欠佳的“布衣将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恃功自傲,视知识如粪土,“介胄武夫,莫以为意”,[2]本能地讨厌知识和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知识财富、智慧财产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刘邦西入咸阳,诸将皆争金帛财物,惟萧何独先入收丞相府图籍文书,以此得俱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聪明如萧何者,所关心的也仅是最实际的物质问题,他人遑论!因此,用刘邦的话说:“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3]知识分子及智慧财产,在刘邦眼里的地位由此可知。

适宜的社会条件将黄老学说捧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反过来,这种意识形态又极为深刻地影响和刺激社会生活。在汉初的几十年里,西汉政权的各级官吏几乎都以学黄老之学为荣而相互标榜,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他们面对新的社会条件的无能,另一方面势必助长不思进取、懒汉无为的社会风气,势必带来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混乱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