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七、长沙一去古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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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上升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宝座,在董仲舒之前也有过好几次机会,然而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人汉以后,陆贾一方面具有尊儒的内在倾向,但他鉴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还是果断地阻止了儒学走上独尊的道路,而奠定了黄老思想的统治地位。

在黄老思想的统治下,西汉社会有了恢复和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思想信仰的危机也随着黄老学说在社会生活中日趋缺少力量而发生,儒学地位的变动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最为明显的例子则是贾谊的崛起及其努力。然而,由于贾谊不适当地夸大社会危机的实际程度,遂使本来可以实现儒学独尊的历史任务又一次被人为地推迟。

如果从原始儒学的立场来观察,贾谊算不上“纯儒”,因为如前所说,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地杂糅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内容。但儒学毕竟是发展中的运动,处在一个不断改变自身、充实自身的发展过程。因此,从汉代儒学的立场看,贾谊确又为当时儒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向来有一种执著乃至偏激的爱国热情,与西方知识分子或中国其他的思想流派相比较,这种执著的情感有时显得不可思议,甚至不可接受。西方知识分予一般是将知识作为谋生的工具或手段,他们虽然有时也不免讨论一些天下、国家等问题,但当他们的主张、建议不被统治者所理解、所采纳的时候,他们一般并不表现为无限的忧伤、悲哀,更不会绝望,而能以一种乐观的情绪泰然处之,既不悲天,也不悯人。

而儒学的思想传统则不然。历来的儒家学者以治国、平天下、为王者师作为自己天生的职业,他们虽然有时也不免要探讨一些天下、国家之外的知识,但那都不是他们思考的重点,他们的职业只是“以天下为己任”,故而时常显出一种超然自负的神情,用明末东林学派著名代表顾宪成的话说:“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情不自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