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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上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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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对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来说是深刻而又惨痛的。

基于这种教训,西汉王朝重建统一之后,围绕着统一帝国怎样才能真正获得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最高统治层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省,并最终决定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在西汉建国初期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对汉代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儒家学术的变化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

西汉王朝的建立得之于许多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刘邦的胜利带有一种侥幸的意味。因此,得天下之后如何治天下,在以刘邦为核心的农民领袖们的心目中并非完全有数。这些原本以贩夫走卒为主体的“社会边缘阶级”一旦取得了“社会中心阶级”的地位,实际上也不得不求助于原来的社会中心阶级——知识分子,利用知识分子的智慧重建社会秩序,以便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和统治。

早在刘邦南征北战、平定四海之际,他身边就已网罗了一大批忠诚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基于对社会及历史的深刻认识,不停顿地为新王朝未来的社会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的设计出谋划策,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汉王朝社会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的正确性,至少为新王朝减少了某些政策性的失误。

据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记载,长期跟随刘邦打天下的陆贾不时在刘邦的面前谈论儒家经典《诗经》和《尚书》等等。终于有一天惹得刘邦极不高兴。高祖骂之曰:“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