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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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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过:我们的励学会同志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现在东来书庄成立,开小书店的志愿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发生麻烦的事,因为苏州没有铅字的印刷所,除非编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这有多么不便呀!这时候,杭州倒已经有印刷所了,而苏州还是没有,向来苏杭是看齐的,不免对此抱愧呀。

后来我们异想天开,提倡用木刻的方法,来出版一种杂志。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而我们这次在苏州,可称是破天荒了。可是苏州的刻字店,却是在国内有名的。有许多所谓线装书,都是在苏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苏籍的名公巨卿,告老还乡后,有所著作,总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诗集,遗传后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颇为不恶,而且很有几位名手。

于是我们和苏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长生意,也愿意接受。我们所出的那种杂志,名为《励学译编》,大半是译自日本文的。因为同社中有几位对日文也看得懂,对于国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还征求留学日本的朋友,给我们译几篇,是一种帮忙性质,我记得杨廷栋(翼之)、杨荫杭(号补堂,又号老圃,无锡人)都帮过忙,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那些译文,都是属于政治、法律的。至于稿费一层是谈不到,大家都是义务性质,而青年时代,发表欲也颇为强盛。

《励学译编》是月刊性质,每期约三十页,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日报,无论时事杂志,都没有两面可印字的纸(日报的两面印,是上海《中外日报》创始的)。所以我说三十页,若以今日洋装书的说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时洋装书在上海还少得很,何况是苏州呢。当时,稿子是要一个月前交给他们的,可以让他们马上刻起来。好在那些稿子,并没有什么时间性,都是讨论传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页,不过两万多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