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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毕倚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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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毕倚虹这位朋友,很想写一写,但几次搁笔,我想人已死了,何必再加以评论。而且心中还横梗着一个念头,如果不遇着我,或者他的环境不同,另走了一个康庄大道,也不至于如此身世凄凉。我对于他很觉一直抱歉似的,及至他逝世以后,我续写了他的小说《人间地狱》,结束了这部书,写了一个序文,还叙述了这个负疚的意念呢。

我和他相遇的时期,大约在民国三四年间,我在《时报》编辑新闻之外,还编了一种《妇女时报》的杂志,属于有正书局出版的,是个月刊。这杂志是以征集妇女作品为宗旨,但也很为艰困,因为那个时候,女学方有萌芽,女权急思解放,不过真能提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的人,却是难得的。只有几位能写写诗填填词的名门闺秀,已算是凤毛麟角了。不过这些诗词之类,我们也一概欢迎为之登载。

后来有位署名杨芬若女士者,投来诗词,颇见风华,我们也照例捧场。不过我一看写来的笔迹,便不像是女子所写,因为《妇女时报》的来稿,我已看得多了,大概是床头捉刀人所为,早已有之,亦无足怪。

不久,毕倚虹来访问了,那时他还没有倚虹这个笔名,只知道他名振达,号几庵。他以代为杨芬若领稿酬为名(当时的稿酬是有正书局的书券),其实专为访我。他承认杨芬若是他夫人。他告知我:“本在北京当小京官,后随一外务部员陈恩梓君到新加坡去,陈为领事,我只是随员。谁知一到上海,武昌便起义了,我们停留在上海。辛亥革命成功,陈先生回苏州,我便到中国公学读书,不做官而当学生了。”他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人吧,我颇喜爱其风神俊逸,吐属清新,又以他与我的开蒙师陈恩梓陈先生相识,似乎更较亲切呢!

以后,便时相过从,但总是他到报馆来访我,我没有到他住居的地方去访他。实在,他和我所居的地方很相近。我住在沿北火车站一条弄堂叫作庆祥里,他也住在和北火车站相近,和他的一位好友郑丹辅(杭州人,亦世家子)住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人同在中国公学肄业,而中国公学却开设在吴淞,他们每天必要搭火车去就学的。那时郑丹辅学商科,毕倚虹学法政。毕倚虹的肄业于中国公学,却是有些可笑的,原来每一个星期,他至多只到三天,而每逢考试,必名列前茅,因为法政科没有外国文,至于中国文什么讲义,他一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