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建立的中央集权，目的在于对国土、民众加强控制。而皇帝个人意志只有通过参与政权的官吏集团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强化集权往往与强化帝权、加强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的控制相联系。
这种控制的强化，主要依靠各级监察机构职能的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讲，监察制度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成熟，统治是否严密、有效的重要标准，也是其控驭国家全局、掌握统治工具能力高低强弱的体现。
秦王朝统一后，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及侍御史等属官，受公卿奏事，行使监督、检查、弹劾权力；在地方各郡，则设置监御史一职，负责监察其所辖一郡之官吏士民。这样，由御史大夫、监御史组成的全国自上而下的监察网建立起来，虽不尽完备，但业已初具规模。
汉承秦制，仍然设置御史大夫这一职位，但却基本废除了地方监察机构。地方监察职掌改由丞相便宜斟酌，不定期派员深入各地随机调查，而不再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汉初社会几近凋敝，收缩机构也在情理之中；地方平静，无为而治，郡国并行，全面监察既不必要，也不现实。
汉武帝连年兴兵，工程兴作，财政窘困，在推行新财政政策的同时，承袭前代“入粟拜爵、免罪”的做法，又兴置“武功爵”，从而将免役权和司法权部分变相出卖，后更发展为公开卖官鬻爵，从官吏选拔制度上为下层职官滥选及相关的司法混乱提供了条件。
地方豪强乘机投机钻营，兴风作浪，通过经济手段堂而皇之进入政治领域，谋求双重特权，营私舞弊，鱼肉一方，成为当时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例如酷吏杨仆，史称以千夫为吏，即以买爵而入补为吏并由此发迹，官至主爵都尉，拜楼船将军，封将梁侯。就是这位凭投机而发家的领导人物，在奉诏讨伐南越的过程中，公然在战场上弄虚作假，捕降者为俘，掘死尸为获，谎报战功拥兵不前，希望趁乱浑水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