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在秦朝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皆为国之“要政”。漕运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含义，主要指中国古代各王朝通过水道将各地的粮食等物资运至京城，以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的消费。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身功能的拓展，漕运的含义也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性。
漕运是集权政治和小农经济结合的产物。中
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导致统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全国性统治中心的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官僚体系的形成、庞大军事体系以及全国性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一变化促使王朝必须建立一个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资供应体系。然而，以农立国的经济特性，使得统一的集权王朝在建立物资供应体系时，不得不面对广泛而分散的小农经济。集权政治有效地使小农成为赋税与摇役的双重负担者，成为国家的生存基础。这是漕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
作为一项大型的粮食征运活动，随着漕运制度的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用途日益广泛，漕运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漕运重心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化格局；二是漕运与中国社会形成越来越紧密而广泛的关系，日益渗透到社会的诸多领域。
秦汉时期，定鼎西北长安，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在北方，关中和山东最发达，漕粮多半取之于这两个地区，漕运则经由横贯中原的黄河和渭水，方向是由东至西。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初步阶段，漕运体现出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的特征，漕粮多为军用。唐宋时期是漕运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两代，仍定都北方，但由于南方经济的兴起和北方长期动荡的社会环境，漕运中心逐渐南移，尤其是到了唐代，漕粮征派日益依赖南方，漕运方向由东西向转为东南、西北向。而此时大运河的开疏工程，也使得它在漕运和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功能逐渐显现。北宋设都汴梁，以汴河、黄河、惠民、广济四河进行漕运，其中以汴河所运漕粮最多，漕运方向大体也是东南、西北向。由于运河的开通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成为漕运的重心。这一时期是漕运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成法、固定的职官和额定的年漕量，漕运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元代定都大都，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采用海运的形式运输漕粮，但大运河仍为河运南方漕粮的唯一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