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孙子兵法》的流传，一些“失其旨要”的情况屡见不鲜，近来有些学者为了标新立异，提出孙子是一位主张放弃武力、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者”，而“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成为了他们这一理论的直接证据，对此飞刀不敢苟同。实际上，《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都在讲战争、讲战法，但没有一篇是在讲反战的；而孙子本人作为“兵家”的代表也是一个充分重视和强调武力作用的人，并将军事的作用提高到国家存亡，即“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孙子从来没有反对过战争，反对的只是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的“浪战”。
春秋时期，周室暗弱，五霸叠兴、列强争雄，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争霸过程中，任何一国均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而抗天下，强国应该以引诱、施压、结盟等多种政治外交手段，辅佐其正面的军事行动，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既有胜利之实，又未过度地消耗自身的力量，这就是“谋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核心的“谋攻”理论，即孙子在其兵法《谋攻篇》中提出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讲求以智谋进攻对手，通过低代价的完全胜利，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的，此理论历来为各派兵家所倡导，也是东方兵学“以计代战”风格的渊源所在。
“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境界，又是手段。作为境界，它倡导兵不血刃，击败对手，获得全胜，复国家以安定，还民众以和平。正所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方显其王者本性。作为手段，则指的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充足的物资保障和强大的战略态势作为基础，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一切非军事手段，辅助必要迅捷的军事打击，旨在击垮对手的信心和瓦解敌军的斗志，在避免直接交战或将战争行动降至最低的情况下，迫使敌人屈服，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胜利。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雷霆一击是必须要有的，但必须迅捷，不可持久行之，这就是“道”。人们只有将自己渺小的生命融入无形的大道，才能进退自如、无往不利。战国末期，秦国挫败信陵君发起的六国合纵就是一个“伐谋”的经典案例。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无忌返回魏国，联合山东诸国合力进攻秦国，在河外击败了秦将蒙骜。随后联军一路西向，声势浩大，秦军合战不利，节节败退。此时，秦国君臣经过认真地分析发现，信陵君和安釐王虽为兄弟，但安釐王一直很忌惮信陵君的才能和势力，又因“窃符”之事使得二人之间矛盾更加激化，如今只是迫于秦国的外在威胁，安釐王才不得不允许信陵君在外将兵，以解燃眉之急。因此，秦国针对这一矛盾，展开了积极的“谋攻”行动，一方面派出细作将“秦国不敌山东联军，只得被迫尊信陵君为魏王”的示弱言论散布出去，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善待在秦国作人质的魏国太子增，以此缓和秦魏间的矛盾，并离间信陵君和安釐王之间、魏国与山东各国之间的关系。这一谋攻举措果然奏效，安釐王在秦军威胁减弱的情况下，唯恐信陵君得势后取代自己，故而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山东联军也由于魏国和秦国的暧昧关系而相继罢手撤兵；信陵君在返回魏国后，为了自保只得终日沉迷于酒色，很快也病故了。战国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合纵攻秦，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谋攻”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