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潮撑持 忍辱负重(1/3)
父亲极少对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总是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1967年春和夏，我们父子相处的最后两段日子，他被隔离监禁，我被特许出入，为简单照顾他的生活，我成为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也是唯一能与他独处交谈、又无可忌惮被牵连的人了。他很想知道社会上的质疑，也愿回答询问。遗憾的是，16岁的我懵懂无知，对所闻死记硬背。仅凭少年强记，不舍经年捉摸，按图索骥、补学旧史、寻求新解。漫忆中，穿插点缀了一些他的叙述。
1927年10月，父亲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极端复杂，身处残酷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局势险恶，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父亲向我叙述：白色恐怖中，安源是被封锁的重中之重，中央的党费来源成了大问题。为送大批主要领导赴莫斯科开“六大”，急派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原党费第二大来源）和京东唐山路矿（原党费第三大来源）催缴上解党费。以前，这些经费多半返还“北方党”自用，此时中央急调，引起顺直省委不满，从政治上反中央，又闹经济主义截留扣款，甚至明抢暗夺财物。3月底，中央干脆授权正在当地交涉的刘少奇，同时以“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