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身而出 拼死抗争(1/3)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最优先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革命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
几乎同时，在江西瑞金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此时此刻“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却要保卫苏联，怎能“走到广大群众中去”，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