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商人(1/3)
——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演讲
一
非常高兴接受邀请来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同学们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文人与商人。
同学们可能感到奇怪：作为一个作家，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这是因为我曾经下海经商了几年。每次演讲之后，总有人问我经商的经历。在财富英雄日渐受到社会追捧的时代，我的这段经历引起人们的好奇原也不足为怪。我便想到应该找一个机会，回答大家的好奇，即我是怎样当文人的？又是怎样当商人的？两者是怎么结合的？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干脆通过成电讲坛告诉大家。
在中国古代，我们谈到文人，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到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如果认真地研究就会发现，文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生活旨趣，都大相径庭。古人言“渔、樵、耕、读”四大贤人，读书人摆在最后。这读书人便是知识分子，便是文人。读书进入社会之后，便立即分化，他们的社会职业千差万别。我们的两院院士是文人，官员、政治家也是文人，学校里教书的老师，幼儿园里的阿姨都可以叫文人。所以说文人不是一个整体，它只是社会人群中的一个类别。凡是读书人，凡是知识分子，都可称作文人，这是广义的文人。这个文人，其实是文化人。
如果说狭义的文人，就是单纯指吃文学艺术这碗饭的人。靠手中的一枝笔谋求生存，为社会作某种贡献。像扬州八怪，卖文、卖画为生。这样一部分人面很窄，他们通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即我们所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应该是文人的正宗。但是，在古代即便有文人的身份，但靠一技之长谋求生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化生存的人，还是非常之少。我们读一读中国的文学史，就会发现，从最早屈原写《离骚》开始，直到晚清，靠写作为生的作家非常之少，古代中国作家的出身多半是官员。不过，有趣的是，他们身后的大名，并不因为他们是高官，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我们忘记了屈原三闾大夫的身份，是楚国的高官，只记得他是诗人。不过，在官本位的中国，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功，除了文学这把尺子，还有官场这把尺子。你的作品写得非常好，在社会上影响非常之大，但你若没有一官半职，没有当上作家协会的领导，开会时你还得坐在台下，排名时你就得往后靠。这一点，古往今来没有改变。杜甫的官很小，充其量也就是个处级吧。但后人给他编文集时，不称《杜甫全集》，而叫《杜工部全集》。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杜处长全集》。大家觉得可笑吗？其实一点都不好笑。这是文人的悲哀。杜甫有诗圣之称，但诗圣没有级别。工部是个小官，但是朝廷命官。因此，工部这顶乌纱帽比诗圣这顶桂冠值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滑稽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孔圣人说过“学而优则仕”，这五个字成为朝廷乃至民间衡量人才的标准。书读得最好的人，一定要当上高官。这是人才量化的一个标准，甚至是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