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史研究为我们重新思考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根据Ernan McMullin的梳理，“科学哲学”一词所说的“哲学”这个术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五层含义：“其一，关于事物的终极原因；其二，前科学的（prescientific）或‘日常语言’（ordinary-language）或‘经验内核’（core-of-experience）所依据之证据的直接有效性（the immediate availability）；其三，人类诉求的概括（the generality of the claims it makes）；其四，它的思辨色彩，与难以证明相关联，特别难以被任何经验证据所证明；其五，它是‘二阶’（second-level）的，其实质就是它总是与一阶（first-level）的具体科学相关联，而不是直接面对世界。”[1]其实，这五个哲学定义就是我们理解哲学本身的五个特征或五个环节：它追求事物的终极原因；这种终极原因作为人类思想的前提；这种前提其实就是人类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来自于思辨方法而非分析方法，这种思辨并不是直接面对世界的玄想，而是通过科学知识并以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推演人的价值追求。所谓哲学就是对实证知识的反思与超越，也就是从实证科学中探索属人世界。一般而论，具体科学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哲学品位的高低，例如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水平和他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水平和他的理性怀疑主义，维也纳学派的数学能力和逻辑分析方法等。如果对中国哲学诸派的科学基础及其与之相关的哲学品位进行一番考察，对于我们推进中国哲学研究事业是有所补益的。
科学哲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更有诸多流派，科学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流派之间似乎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何以释然？从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科学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的反思与超越，那么不同科学哲学阶段或流派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它们各自所依赖的知识类型以及超越知识的向度各有不同。从依赖的知识类型看，有的科学哲学依赖几何学、代数学、逻辑学等数理科学，如柏拉图、波修斯、莱布尼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拉卡托斯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进路；有的科学哲学依赖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实证科学，如亚里斯多德、达尔文、洛克、贝克莱、艾耶尔、波普尔、弗拉森、柯林斯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经验论的科学哲学进路；还有的科学哲学依赖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治学等，如库恩、费耶阿本德、布鲁尔、赛蒂娜、拉图尔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主义或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哲学进路。从超越科学知识的向度看，在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连续统中，有的采取极端的科学主义立场，主张用事实判断取代价值判断，如各种休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经验论者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有的则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即尊重真理的哲学内涵，但并不否认价值判断的文化意义，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笛卡尔的“上帝证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库恩的“世界观改变”、拉图尔的“角色网络理论”等。概言之，科学哲学的多样面孔取决于对科学知识不同类型的选择或反思科学知识的不同视角。当代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并不在于追随各种时髦的流派，更不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而是坚定维护科学的权威，从具体科学中挖掘哲学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