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曾经是对称原则的坚决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在1992年的著述《Aramis或技术之爱》（Aramis，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坚持理解的对称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研究技术设计。如果我们说一个成功的设计在构想的时候就是成功的，而一个失败的技术在构想它的时候就是失败的，那等于什么也没说……技术设计的成功和失败必须被对称地看待。他们在不断地得到或失去实在性的程度，以至于成功的设计就在于不断地得到了实在性，而失败的设计也在于不断地失去实在性。这并不是在它们构想阶段或孕育阶段就注定了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的技术设计在初始阶段都是可能的，存在性是日后不断增加的，所以它们能够强大起来，能够增加支持者的信心，打击反对者的信心。”[1]
但同时，拉图尔也发现了对称原则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拉图尔在《社会转向后的再转向》（One More Turn after Social Turn...）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然而，这种对称原则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2]
根据这样一种理解，拉图尔设计了一个评价对称原则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个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极是用社会解释一切；另一极是用自然解释一切；在两极中间是各种温和的折中主义者。“所谓激进的那些人，就是认为科学知识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所构成的那些人；一个进步主义者则声称，科学知识偏向于由社会关系构成的，但渗透着自然因素。在自然与社会的两强激烈相争的另一极，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声称，科学之所以变成真正的科学，仅仅是因为科学家最终消除了社会建构的任何痕迹；而一个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尽管科学摆脱了社会但依然存在某些社会因素渗透在科学之中并影响科学的发展。在这场争论的中立立场上，就是那些首鼠两端的学者，他们将某些自然因素和某些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游离于自然与社会的两极。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争论所依据的尺度（yard-stick）。如果一个人从左边走向右边，那么他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右边走向左边，那么这个人就是私密的实在论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