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年初的时候，各大报纸总会争先恐后地发表“十大新闻”“十大问题”“十大热点”之类的报道。比如，2006年1月28日的《文汇报》在第二版上同时发表了以下三则新闻：“2005年上海十大科技新闻”“2005年上海十大文化新闻”和“2005年上海十大法治新闻”。这三则新闻放在一起，十分夺人眼球。
看到这样的报道，脑子里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十大……新闻”这样的提法表明，入选的每个新闻都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2005年在上海的科技、文化和法治这三个领域中，不多不少地各有十大新闻？难道这些领域中的大新闻的数量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每个领域里，如上海文化领域，每年都会评出十大新闻，如“2005年上海十大文化新闻”“2004年上海文化十大新闻”“2003年上海文化十大新闻”……难道在上海文化的发展中，连每年可能出现的大新闻都是按计划分配好的。
众所周知，凡是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光在上海文化的领域里，不可能每年都会不多不少地出现十大新闻，就是在上海科技和上海法治的领域里，或任何其他领域里，也不可能每年都会不多不少地出现十大新闻。事实上，“十大新闻”的“十”作为量词已经成为撰写年度新闻报道的人普遍崇拜对象，成为某种形式主义的、必定如此的东西，成为“一刀切”的东西。仿佛人们以年度作为时间单位来谈“新闻”“问题”或“热点”，就非得把“十大”作为量词似的。其实，这种对“十”的崇拜是缺乏任何理论根据的。
我们还是举“2005年上海文化”这个例子。假如在2005年中，上海文化只出现了五个大新闻，为什么就不可以实事求是地写“2005年上海文化五大新闻”呢？一定要凑足十大新闻，也就不得不把一些小新闻“提升”为大新闻。反之，假如2005年上海文化界意外地出现了十二个大新闻，为什么就不可以实事求是地写“2005年上海文化十二大新闻”呢？一定要压缩到十大新闻，那就只能把某些大新闻降低为小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