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以1919年的学生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每逢“周年”就发表纪念的言论；另一方面，很多人心目中的“五四运动”，还会往前后各推移几年，是所谓“广义的五四运动”（也有人径名为“新文化运动”）。实则两种“五四”，不仅运动时间长短不同，就连其象征性的口号也各异。[1]不过，两种“五四”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从研究者到媒体，大家都共同使用这两个含义其实各异的概念，而不觉其间的冲突。这反衬出一个我们可能注意不多却实际存在的事实，即“五四”的形象原本就不那么“一元化”。
随着对“五四”的研究日益增加，今人对所谓“五四研究”本身，也新见日多。然而“五四”的形象，似更加扑朔迷离。经过了长时期各种取向的解读，在一些面相愈来愈清晰的同时，也不排除被诠释者增添了不少“作雾自迷”[2]的成分。如今很多人已在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甚或是否应当跳出“五四的光环”，然而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五四”，不仅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甚至连一些基本史事都还没搞清楚，仍处于一个言人人殊的状态。
“五四”的内容和意涵本来相当丰富，有些史料相当充足的面相，研究者对其长期视而不见，实处于一种存而不论的状态；还有一些面相，却是因为史料不足征，不得不借助想象和推论，也因此而多有争议。不论我们对其已知多少，“五四”已是活在我们血脉中的历史；但作为历史的“五四”，却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了解。要厘清基本史事，只能让“五四”回归历史，而不是去辩论它的意义和性质。从这个角度言，了解“五四”，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
本文要讨论的是，“五四”时最重要的一份刊物《新青年》，在后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与其创始人陈独秀关联密切，然而过去由于史料不足征，使之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最近相关的一些书信终于出现（特别重要的是当时陈独秀给胡适的几封信）。这些关键性的史料，对了解那一事件有直接的帮助。谨结合当时史事，钩稽相关史料，重新探讨陈独秀与《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