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都知道《新青年》在“五四”时的主流地位，但其重要性的凸显，还直接得益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鲁迅在1918年曾两次致函许寿裳，一则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再则说《新青年》“销路闻大不佳”，颇叹“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4]陈独秀自己在1919年年初也承认，《新青年》发行已三年，尚不十分得意。他说：本刊三年来“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他因此“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5]
可知学生运动之前，《新青年》虽已较有影响，但刊物的发行并不很理想，社会对其负面观感仍较强。即使在青年学生之中，影响也不如我们后来认知的那样正面，很多人不赞同该刊的言论，甚至参与到“八面非难”之中。且陈独秀所说的“八面非难”，或并非泛指，而是随后就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新旧之争”。[6]紧接着就是“五四”学生运动，一切随之大变。《新青年》借此两次东风（后者尤其强劲），大受欢迎。不过，“五四”后不久，陈独秀即因发传单而被捕，后来更南下上海避难，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新青年》的风格和内容，在此期间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最后正式成为中共的刊物，却又未能办多久。
学界对于《新青年》后期的转向，一直有些争议。除一些人事因素外，主要是《新青年》何时正式成为中共的刊物。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少人认为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已是中共的宣传刊物，其理由除内容多介绍苏俄外，还因刊物的封面也有改变：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中国与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接近。[7]想象力更丰富的，甚至认为是暗示了全球无产阶级的团结。前些年有人曾写了很有力的反驳文章，举出很多事例，表明8卷1号并非中共刊物。文章的论证大体可立，所说基本正确。[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