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35年对汤尔和说，由于文科学长的解职，“独秀因此离去北大”，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因为
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3月26日]之会，虽然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56]
对此汤尔和当然不能同意，他反驳说，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次的改聘，最后还是会脱离北大。1935年时的陈独秀当然已脱离教育界，但这说法恐怕有些后见之明的意味。陈本是从实际政治中回归文化、教育事业的，在他1920年春的言行里，还真看不出多少又要走向实际政治的意向。然而汤尔和挖苦胡适的话却不无道理，他说：会议不久即有“五四”学生运动，此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否不生动摇，亦属疑问”。[57]
这话实有所指。北伐前胡适曾提倡“好人政府”，那时就几乎投入实际政治，这是汤尔和亲眼所见；后胡适也曾参加北洋的善后会议，北伐后又站出来公开批评新当权的国民党，几乎被国民党“法办”。那时汤尔和即曾说，他原以为胡适已经“论入老朽，非复当年”，现在才知道其实锋芒未减。[58]汤氏言外之意，胡适自己也常常“忍不住”要参政议政，遑论陈独秀这样的“不羁之才”。其实“自由主义”从未标榜不涉及实际政治，只是对政治有一些特定的看法。汤尔和或不过是沿用胡适的表述而照本宣科，但至少可知当年对自由主义的认知是相当宽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