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陈炯明请陈独秀到粤主持广东全省教育。陈独秀在月初致函李大钊、胡适等九人，说自己将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该信仍是胡适在处理，他在信上批注：“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子，并请转寄给没有圈子的人。”[84]由于这是“公信”，说得较为“客观”，没什么解释。
陈独秀于12月16日动身前夕，又致信胡适、高一涵，进一步申说其意。他表示，近来“《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85]他在12月20日到广州的次日，再写信给二人，述说了前引希望杜威能派一人来实验其新教育等事。显然，陈独秀当时并不觉得他对编辑部的处置有什么不妥，对北京同人的感觉也不错。
但北京同人显然对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事务交与他人，并让编辑部新增数人的做法非常不满。[86]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即归因于所谓“新青年社”并未正式“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则每个人都可认为自己是“社员”，同时也觉得对“编辑部”的扩充有发言权。最先表态的是陶履恭，由于当时官方已“不准邮寄”《新青年》，陶氏主张不妨“就此停版”，并建议“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87]这与大家此前对陈独秀办刊的放任态度，已经很不相同了。
北京同人的不快，系统表述在稍后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对陈独秀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胡适表示已经难以抹淡，盖“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从9卷1号起把《新青年》编辑事务移归北京同人处理，并发表一个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即陶履恭所建议的“暂时停办。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胡适表示，他以外至少有六人赞同第一二两法。不过，胡适在信中使用了“上海同人”的说法，信末并云“此信我另抄一分，寄给上海编辑部”，似已实际接受陈独秀的扩军。[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