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分裂和停办，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鲁迅后来说，“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1922年间的北京，“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随后崭露头角的是《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但“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102]新文化运动本发源于文学革命，使“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103]，曾是《新青年》多数同人的愿望。“文艺创作”的淡出，与《新青年》的分裂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过，《新青年》的当事人虽然实际分裂，其“精神团结”确实仍在维持，即使在已经成为中共刊物之后亦然。老朋友间的感情也并未改变，这次新出的信中还有好几封此后陈独秀给胡适的信，充分体现了两人思想虽渐不一致，友情仍继续维持。同时，这些信件表明，胡适、沈雁冰和汪原放等人的回忆文字，已大致梳理出事情的脉络，却未被看重，研究者也不怎么引以为据，很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胡适曾强调，影响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如民初的文学革命思想，就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历史事实的形成，“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其解释自不能太单一。“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不必总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104]同理，《新青年》的转向和同人的分裂，也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
我们久已习惯于把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视为“整体”，其实不然。尤其很多时候并存着不止一个代表性倾向，各倾向间可能还存在着紧张和冲突。这些倾向彼此相互关联，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却不必就是整体本身。任何代表性倾向自然与当时当地的人心所向密切关联，体现出当事人关怀的重心和变化，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但在充分关注代表性倾向的同时，读史者也不能让倾向之外的各种内容溜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