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五四运动”向有广狭两义：从字面义言，是特指1919年那次以学生为主的运动；然而通常说到“五四”，大约都会往前后各推移几年，是所谓“广义的五四运动”（也有人名为“新文化运动”）。两种“五四”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且今人已在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其实不论广义还是狭义的“五四”，都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
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这是《庄子·天运》中所言，义甚悠远。如果“履之所出”乃履迹而非履，而昔人之陈迹未必是其“所以迹”，则西方文论所谓文本一经产生，即具有了脱离母体（即作者）的独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章学诚就曾说，文本一经写定，解读就变化多端；所谓“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2]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叙述中的“五四”，就像一个含义丰富的文本，早已被历来的众多解读者“千百其意”了。然而文本不论多独立，仍有其产生的母体。从时间视角看，其实也可以说，文本一产生，就已经是过去式，也就成为历史了；而与其相关的语境，自然同样是历史的。不论是就文本解读文本，还是将文本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中解读，恐怕都不能不考虑历时性的因素。熟读老庄的鲁迅主张：“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3]
照鲁迅的意思，不顾文本作者及其时代而就文本论文本的“说梦”取向，是可以存在的；但听者（即文本诠释的接受者）应当区分并明了“说梦”与“说事”两种取向的不同。这样，若取上述文学批评理论解读“五四”，最好能指明其所解读出的，乃是作为“独立文本”的“五四”之意涵，而非与“作者”关联的那个“五四”；或将两者进行区分，让“听者心里明白”他们所听的是“说梦”还是“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