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在1924年就注意到，那时青年人做文章很喜欢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这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他特别指出，这表明了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6]几年后，高一涵在论及“越是老年人，越是乐观；越是青年人，越是悲观”这一当时的反常现象时，提醒年轻人说，“只受得住恭维，不能算是好青年；要受得住磨折，才能算是好青年”。历来的“伟大”多是“咒骂起来的”，而非“崇拜起来的”。[7]
两人都共同使用了“崇拜”一词，很能代表当时青年的心态。但青年为什么会崇拜“五四”以及他们何以成了崇拜的对象，与“五四”给他们带来了什么直接相关。从这个方面，也可看到当时人承继了什么样的“五四”遗产。又几年后的一篇文章说，不少“学生从内地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缝西装。以后就是体育、恋爱和文学。换言之，就是享受‘五四’时代争斗得来的赐予”。[8]这里所说的“学生”，当然只能是相对富裕者。而且这也只是“五四”遗产的一个面相，与高一涵所说的青年之“悲观”，恐怕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无论如何，那是一个与今天大不一样的时代，旧的权威和信仰都受到强烈冲击，正濒临瓦解；年轻人的地位和机会，是今日难以想象的。这也不完全归因于“五四”，从晚清以来，尊西、趋新、重少已成为流行的社会和政治风气。当时很年轻就能成名，北大教授之中，二三十岁者并非少数。那真是一个对年轻人太好的年代。但推崇往往与责任并存，彼时青年的烦恼，似又远过于其他年龄层次的人（详另文）。我想，要真正认识“五四”，理解“五四”，一定要先回到那个太不一样的年代之中。
在“五四”的同时代人眼中，“五四”究竟改变了什么？敏锐的观察者，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就感觉到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一般人说到“五四”的老师辈，通常都联想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其实蒋梦麟也是那一辈的当事人之一。由于因缘际会，他半偶然地在“五四”后代理了一段时间的北大校长。蒋氏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从当年9月底到11月初，有意进行了相对广泛的即时“调研”。[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