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在“五四”一周年时推出了“一年来学潮之回顾与希望”的专辑，第一篇文章是蔡元培所写，大概有些定调的意思在。他在文章中先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各种成绩，接着笔锋一转，说：
学生界的运动虽然得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损失却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25]
不仅如此，蔡元培进而指出，“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他的结论是：从上述“功效和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因为“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现在“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而“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必要时自会因应，“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故学生当时“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他希望学生以“五四”周年纪念日为契机，把以前的成效和损失视为过去，现在则“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先是蔡元培在“五四”当年结束辞职回校以前，曾先发表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文，指出学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他虽赞同学生继续从事平民讲演和夜班教授等指导平民的社会服务工作，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学生首当“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蔡元培并温婉表示，既然学生在给他的电报中表示要“力学报国”，他与学生可以说已就此达成共识。[26]这个认知显然有些过于乐观。此后近一年的事实表明，至少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未接受这样的共识。故蔡元培在“五四”周年的文章中，口气已比此前直白和严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