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文所论看，《新教育》的专辑似有预先的安排，至少在京之人很可能事先有过讨论。整体言，他们都在肯定学生运动重要性和贡献的同时，试图对学生有所规劝。且平时越接近学生的，说话越直白。蔡元培明言运动的损失大于功效，胡适、蒋梦麟则说出频繁罢课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像朱希祖这样与学生相对疏离的老师，在劝导时就要尽量多表彰，即使带批评性的建议，表述得也非常委婉。而在学界之外的穆湘玥，说话就更显温和。专辑中还有老辈黄炎培的文章，主要说了些“成不自满、败不灰心”的鼓励话。他也提到“根本救国，必在科学”，需要“有人肯用冷静的头脑切切实实在科学上做工夫”；却仍不忘说“劳工神圣”，要学生从知识和待遇上救助“可怜的工人”。[37]只有陶履恭一人例外，仍以鼓励学生外向为主，而以不荒废学业为点缀，或借此表示不与其他人异。
“劳工神圣”是当时学界的流行语，但像黄炎培这样理解为“可怜的”救助对象，实在有些别出心裁，既提示出老辈读书人想要“预流”的从众心态，也表现出他们与时流的距离。而黄氏所说，却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所能接受的学生社会服务的上限——他们只希望学生继续平民夜校一类的教学活动，其他活动都要放弃，以回归校园。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蔡元培频繁而持续地表述着这一主张。[38]不过，那时的世风似乎并不在这些老师一边。专辑的所有立言者都反对继续罢课，但他们都首先认可学生运动的正当性，然后众口一词地从“不经济”的功利角度立论。就连说话最直白的胡适和蒋梦麟也强调：
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班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