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于康熙三年（1664）在湖广省内分设布政使司，辖七府二州，同时移专治苗疆的偏沅巡抚驻长沙。到雍正二年（1724）始正式设立湖南省，领九府四州，成为全国十八行省之一。此前湖南不过是一个半边疆区域，此后也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6]钱基博注意到：清代湖南的交通不便和土地贫瘠使其“民性多流于倔强”。[7]张朋园搜辑了湖南省志和州县志关于湘人性格的记载近二十条，出现最频繁的字是“悍”，次则为“劲”与“直”，再次则为“刚”。[8]湘人杨树达也认为：“湘中前辈大抵以横拙刚毅见长”。[9]杨所指的主要是士大夫，可知近代湖南民风与士风都以悍劲著称，具有较强的斗争性，这与湖南士绅在戊戌变法前后的社会行为有直接的关联。
近代湖南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则是咸同时期因镇压太平军起义而导致的湘军兴起。曾国藩和郭嵩焘都视湘军之起为“湘运之起”。[10]可以说，以咸同时期为转折，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明显可见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由此进而产生了士人心态和观念的大变，戊戌时《湘报》撰稿人杨毓麟（笃生）后来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11]这样一种由地方而全国的关怀和思虑，使许多湖南士人由区域学子而转变成“天下之士”；其眼光和责任感之所及，都已不限于一隅了。
地处边缘意味着受正统的约束相对较少，在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思变求变的阻力没有中心那么大。近代湖南学术发展有其独特性是一个多数人接受的共识，但对这一独特性的评价则可见一个明显的由自卑到自豪的过程。湘人原对湘学的边缘性颇感遗憾。皮锡瑞追述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明稍盛，清代则同治中兴以前湖南士人长期在全国没有什么地位。[12]也是到雍正二年，湖南的科举考试才正式与湖北分闱。在此以前“达于朝者寥寥焉”；改划考区后，湖南中进士的人才开始增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