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咸同风云人物那一代人的离去，湖南士人在全国的整体地位和形象恐怕都大为下降，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眼光也似乎出现内缩的倾向，其所注重者逐渐由全国而家乡。这样一种眼光的内倾，与因湘军之起而高涨的湖南绅权相结合，就给后来的湖南地方政治带来相当的影响（详后）。[36]丁酉、戊戌年间在湖南喊得越来越响的“自立”口号，虽然主要是出于对全国的关怀，然转变中的湖南区域文化多少有些潜在的协助作用。同时，以趋新为基本倾向（程度容有不同）的咸同时代湘籍风云人物的离开历史舞台，也多少为新一代湘绅提供了其他选择（包括“守旧”）的可能。
王先谦为自己定位说：“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谏。”[37]叶德辉也说：鄙人“最畏居理学之名。平生言行之际，大德不逾。尝言吟风弄月之时，须具有仁民爱物之量，此方是圣门第一等学业，天下第一流人物。讲学而如楚囚相对，岂复有生人之乐哉。”[38]两人都明确其与“道学”或“理学”的距离，最可见其与曾国藩那一代的明显差异。故老辈王闿运对叶氏的为人极看不惯：“叶麻子来，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也。”[39]而叶的弟子则记述他“平生耻言高尚，以为高尚乃无用之别名”；其“为人磊落光明，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40]两说大致接近实际，不过各从其身份地位立言而已。
王、叶大概都不太注重修养，叶尤其“率性”超过“作圣”而稍带湖南民间的“痞”气，这可能是他们后来不时被人称为“劣绅”的一个原因。叶德辉一向强调其学术独立，甚而敢于攻击乡贤，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他自述说：“鄙人生长湖湘，先辈如王湘潭、郭湘阴，一时号为学者所宗，鄙人亦未尝依附。所谓士各有志，学各有宗。”叶的年辈相对低，而能与二王并称，他也不以为荣，反强调其学“迥与二王宗派不同”；他对当代大家如陈澧、俞樾“皆有微词”，而“于湘绮之尤力”。更曾点名攻击魏源“晚病风魔”，倡今文经学，结果几乎“尽灭全经以入于异室”。[41]这样的“率性”之人，在素重“作圣”的传统中国社会里，是很难有美誉的。[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