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院士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20世纪60年代，他参加发起了轰动一时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后来，记者采访他，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学生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因此，才成就了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好的教育，就应该如西南联大一样，能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又如何出成果呢？
有人说，现在的学生自由很多，选择也很多。校园里几十个社团，上百门选修课，还不自由吗？可为什么我们还困惑于“钱学森之问”、还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问题的关键是，再多的选择自由，体现的也不过是学习领域的不同。
而自由的根本，却是精神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是要使每个人“自由地生长，并启迪其自由的天性”，是要让每个人在自由中，“负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责任”（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
这样的自由，在当前教育中还很稀缺。
中部某省一所重点高中的学生，在一次期中考试时，以批判教育专制主义的口吻写了一篇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分）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
那是一篇什么样的作文呢？
“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
“教育者们首先不允许古人有七情六欲，然后说，我知道，这句话表达了李白的**不羁，这句话表达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答别的不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