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之后，西方学者们开始不仅在实践上对大学实质性理念从根本上进行革新，而且真正开始从学理上展开对诸如高等教育哲学观及其原理的研究，尤其深入涉及了与大学理念、目的、使命与功能等相关的主题。
一、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大学观：大学是“教学与科学相结合”的理性共同体
在实践上对大学进行变革的是德国大学，类似苏格兰大学，但它有关“大学是研究机构”的理想对世界的影响要远比苏格兰大学深远得多。尽管苏格兰的新型大学在18世纪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开近代大学之先河，对英格兰和美国的新兴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德国大学的新思想与苏格兰大学的创新无任何关系，对它起影响的是法国大革命和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这一事件”[1]。也就是说，要想清楚了解19世纪中叶的德国大学改革，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及1806年10月“耶拿—奥厄斯泰特战争”。
早在1694年，弗雷里克（Frederick）按照虔敬派原则建立哈勒大学，随后他和德意志启蒙思想家与温和理性主义者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启蒙哲学大师、神学家与数学教授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东方语言与宗教教授弗兰克（August Francke）一起率先倡导了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拆除了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经院哲学障碍，将绅士教育迫切要求的知识与国家对文职人员的教育结合起来，使得哈勒大学“不仅是德国而且是欧洲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2]，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从而对德国乃至欧洲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德国，到18世纪70年代后，功利主义、自然主义与新人文主义三大思潮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呈现百家争鸣之势。18世纪90年代，后者逐渐取得支配地位，新人文主义理想提倡培养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用希腊模式塑造你们自己”回**在大学的讲堂。因而，新人文主义成为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的主要思想资源，并在客观上为“价值中立”与“学术自由”的最终制度化提供了必需的知识场域。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大学具有一项专门学校与学术社团所缺乏的基本职能，能够通过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促进个体的发展，这为大学后来的研究型定位提供了思想基础。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则使德国形成了学术规范与唯心主义知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样，德国大学及其学者所探索和发展的知识，就仅仅成为一种纯理论或逻辑性的知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仍然是中世纪大学经院辩证法传统在德国的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