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对大学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大学带来了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化。在战争开始后，许多学生和年轻教师参加了军队，年纪大的教师尤其是科学家将研究方向转移到有益于自己国家的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上；当战争结束时，大部分战时组织解散了，大学试图重新开始，尽管大学的组织模式依然如故，但大学的支持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若干年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学的复原期。但俄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连年的国内战争和政治运动，无法完全恢复元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势力对大学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德国纳粹政权破坏了德国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取得的卓越地位，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总体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大学遭到瓦解。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给世界格局带来了极大变化，更对大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应付战争，大学削弱了由洪堡一再阐明的办学指导原则，模糊了与其他机构的边界，大学及其成员大规模卷入到实际事务中。德意两国的大学受到了灾难性打击，学术传统几乎损失殆尽，英美两国的大学则表现了顽强的韧性与旺盛的生命力。在战争期间，英美两国主要由大学及其学院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研制出了原子弹和雷达，改进了军事内科学和外科学，执行了大规模的经济项目；以数学家和人文学者为代表的密码分析项目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成就，表明大学的学术训练不管是对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的实用性项目都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因此，这些情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学变革与发展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由于英国和美国学者这些经历的结果和对他们成就的赞赏，是大学的社会作用的一个深刻变化”，“大学在过去由于作为有益人们的训练有素的真理追求者、作为对世界以往之成就的理解者和诠释者受人景仰，而现在大学及其教师的形象和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尊敬被实际利益的期望所取代。学者对大学的信念也在同一趋向上发生了变化。的确，学者通过自身对实际事务上的能力的自信，助长了人们的更高期望。”[1]大学似乎成为提升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富足、防止和治愈社会疾病、提高国家地位的机构性工具。自此，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只要打算雄心勃勃地发展本国的工业，就都把大学看成是培养专业人员以达成国家目标的工具，并把这视为大学应负的责任。另外，大学被看成是实现社会平等或至少是实现从社会下层跃升到中产阶级的“中转站”，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平等主义浪潮首先体现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复员军人拨款”和允许曾在军队服役的年轻人上大学的类似措施上。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学人满为患，后来称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浪潮。政府财政支持增加了，政府势力增强了，大学事务更多了，与之相伴的是大学内部官僚主义显著增强，大学呈现出一派复杂、忙碌、仓促的景象。“所有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导致了与洪堡所认为对大学教师必要的免于分心相去甚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