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圆满”，就意味着新“问题”的诞生。学术工作要求不断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于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学术研究，或由于本身所包含的艺术性，能够提供人们的享受“满足”，因此可以流传；或是作为一种训练方法，也可以让人有持久的愉悦。[1]
——马克斯·韦伯
前面曾谈到，大学系统的产生源于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反过来又推动着大学的变革与发展。从中世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大学由于其发展科学知识的贡献与“纯学术”追求，充满了浓郁的理性主义色彩，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历史传统，被冠名为“象牙塔”。但随着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与官僚体制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非理性主义的泛滥，一方面，大学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密切，官僚思想侵入大学的学术自由与自治体制，作为国家机构的大学取代了作为理念的大学，大学系统日益沦落为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大学开始承受非理性思潮不确定性的拷问，导致智性与美德的分离，学术探究中的不确定性与校园玩世不恭的信条迫使大学摆脱原有理**的传统与规范，甚至部分放弃对理性与客观性的信念。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大学部分丧失了自身的理性，放弃了自身的独立。面对知识经济的新环境与大学更加“企业化”的性格，大学及其学者到底应当如何恰当运用大学理性，有所执守地处理理性与情感、行动与精神的密切关系，可以通过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方法论与社会行动类型的阐释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1]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