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综合化改革离不开制度化的治理架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也离不开协调的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不仅切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全球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趋势。
我国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拘于中央集权，政府对于高校统得太死、管得太多，直至1979年1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些上海教育一线领导呼吁大学自治权的文章[1]，大学治理的问题才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1985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共中央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2年，原国家教委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逐步确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进一步明确学校的权力、义务、利益和责任”。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权力下放”已发展成为高教改革中的关键词，政府开始尝试从过去的高度集权和过度行政干预向立法、拨款和政策监督的职能转变。1998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定了高校的法人地位并明确了高等学校享有的七大自主权，在我国大学自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政府改革和放权高校的决心，然而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有机体，绝非一朝一夕。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强调了赋予高等学校自由权的问题，并将焦点落在“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上，2011年，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等二十几所高校建立试点，探索新的协同治理模式、建立合理的内外部管理结构，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