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学校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始于唐中叶开元年间，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六年，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8]遂有书院之名。书院原本是修书、校书、藏书之所，供朝廷读书、顾问应对之用。当时也有隐居读书或聚徒讲学的场所，名为书院或精舍的，如四川的张九宗书院、湖南的李宽中秀才书院，江西的梧桐、皇寮、义门书院等。唐末五代战乱，官学衰败，许多学者避居山林读书，有的选择山林胜地，建立校舍，收徒讲学，并逐渐演化为一种学校教育组织形式。宋初因朝廷鼓励，以讲学为主的书院遂兴盛起来，规章制度也日趋完善。著名的书院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南宋时期，随着理学的发展，书院不仅是读书的场所，而且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如张栻于岳麓、朱熹于白鹿、吕祖谦于丽正、陆九渊于象山讲学，遂有“南宋四大书院”之称。元代朝廷对书院釆取积极创办、鼓励发展的政策。书院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地域分布也有了扩大。南宋时期书院主要集中在江南，元代虽然仍以江南为众，但逐渐开始“南学北移”。元代书院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走向官学化。朝廷一方面提倡私人出资、捐田兴建书院；另一方面，各级官府拨资兴建或修复书院。与此同时，官府还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最重要的表现是为书院委派山长，选任主讲。有不少书院的山长、教授直接由各级官府官员兼任。即使是私人延聘的山长或教授，也要由官府认可后授以学官之职，同官学同等对待。[9]明初统治者一度力兴官学，书院沉寂了百余年，明成化年间才开始恢复，并随着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等学派的崛起而兴盛。书院力主矫正官学流为科举附庸的弊端，发展讲学制度，各标宗旨，问难论辩。东林书院更是提倡讲求实学，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之风。顾宪成等曾撰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下学子所传诵。一时间朝野人士争慕与游，同声相应，但也因此惹怒朝廷，招来杀身之祸。明天启五年（1625年），宦官魏忠贤大兴党狱；天启六年（1626年），诏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被夷为瓦砾。崇祯元年（1628年），冤案才得以昭雪，建筑稍有恢复。清朝之初，为防止书院广聚生徒反清复明，不许增建。至雍正时，在禁止私人创办书院的同时，开始拨款兴建官办书院，首先在省城兴建和恢复，之后，各府、州、县也纷纷建立书院，至清末已达数千所。清代书院绝大多数属官办，也有各级官员出私产创建的，还有商人出资创办的，但这时的书院已经官学化。书院山长和教授荐聘之权多属于督抚学政，生徒亦多由官方选录考核。绝大多数书院已演变为同官学一样的考课式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直到嘉庆年间，浙江学政阮元于杭州创建诂经精舍，寻求改革，不务浮华，专勉实学，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兼顾小学、天部、地理、算法等。两次鸦片战争后，近代科学开始在某些书院传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改书院为学堂，书院遂随着学制改革而废除。民国以后也有几家书院，如梁漱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马一浮在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等，虽然也继承、发展了古代书院的传统，但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书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