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的影响在我国是十分深远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内部就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界也不例外。1958年，我国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内部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要党的领导，还批判它是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等。1960年3月7日至12日、5月16日至21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会上提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并在教育战线进行教育革命。于是教育界也展开了对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矛头当然首先集中在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开始半公开化。例如，《人民教育》在1964年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第2期上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第3期上刊登了《“智育第一”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22]，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修正主义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凯洛夫主张“智育第一”，政治思想教育也通过教学来进行。同时把凯洛夫教育学与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教育全民党联系起来，认为苏联教育否定教育的阶级性，所以苏联教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当时教育界还批判了人道主义、母爱教育、量力性和系统性等教学原则等。这种批判一直延续到“**”结束。
冷静下来分析，我们对苏联教育的批判是猛烈的，但并未切中要害，因此也是无力的。苏联教育的基本观念、基本制度、教学模式乃至教学方法已经被我们全盘接受过来，而且有所发展，这些东西并未因对苏联教育的批判而有所改变。相反，我们把全盘接受过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完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本土化。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