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让人犹如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五彩缤纷。我国在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与世界发达国家拉开了距离，迫切需要赶上去，唯一的出路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1]他又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提出和深入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于是社会上开始重新重视教育。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犹如一阵春风，把“读书无用论”的乌云吹得一干二净。教育要恢复正常秩序，教育更要改革。教育要改革，首先要反思。
教育本质的讨论，教育价值观的转变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后来形成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发表于《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本质”的讨论在全国教育界迅速展开。这次讨论参加人员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久，是前所未有的。据瞿葆奎在《中国教育学百年》一书中的统计，讨论以《教育研究》为主论坛，自1978年至1996年，全国各类报刊发表的讨论文章约300篇之多。
名为“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大多数文章谈到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并出现了多种观点：“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辨，“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之辨，“社会实践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之辨，“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之辨，“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辨，“培养人说”与“传递说”之辨，“产业说”与“非产业说”之辨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