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外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也打破了中国统治阶级“中国中心”的美梦。但是中国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都不认输，总是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袱，总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优于西方百倍，西方不过有些“雕虫小技”，而且这些技艺也都源于中国，形成了一套“西学源出于中学”的说法。有一次，清朝有位官员叫斌椿，出使到欧洲法国，第一次看到自行车，他就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木牛流马之遗意”。这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这当然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这种思想近几年来却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又有了市场。他们看到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而兴奋不已，认为得力于儒家文化。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治国有方，犯罪可以用鞭刑，据说也是继承了儒家治国的遗风。听说西方科学家在巴黎聚会、发表宣言，宣称西方现代化带来的问题要到东方求解决方案，欲求助于孔子哲学，心中不免又泛起了一种喜悦。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于是就有人起来反对“五四运动”，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是“左倾”，鲁迅说的“不读少读中国书”是全盘西化、不要中国的传统等。
儒家文化真是那么有用吗，真是东方现代化的动力吗？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击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在时间上同中国差不多，但他们在明治维新后重视吸取西方文化，很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却背着儒家文化的沉重包袱，不能吸纳西方新文化，只能步履维艰地蹒跚而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也许就是日本背负的儒家文化的包袱比我们要轻得多，儒家文化对他们来讲同样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在我国它却是一种“国粹”。
我丝毫没有贬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意思，也不否认儒家文化中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成分。而且现代化绝对不是西方化。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继承和发展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要选择，要创造。儒家文化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要使它在新时代能够起作用，就要选择其中的精华，赋予时代的新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