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记载着一个故事，陈司败用两难推理发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因为昭公娶了吴国的一位女子，吴、鲁同姓，按周礼规定同姓不能通婚；同时周礼又规定，臣要为君讳过。这样，不管孔子答知礼还是不知礼，都违背周礼。孔子当时答曰：“知礼。”孔子走后，陈司败便以“君子不党”的周礼原则，责备孔子为鲁昭公讳过。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听到后转告孔子。孔子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我国古时候师生关系是比较平等的，比较民主的。
什么时候出现了“师道尊严”并形成传统？考究起来，大致在封建社会确立以后，荀子在提倡尊师的同时，就把师生关系与君臣关系相比拟，认为教师要和君主一样有无上权威，学生要无条件服从教师。《学记》在论及教师的作用时，认为教师的任务在于教人“为君”，管理国家，统治人民。文中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把“为师”当作“为长”“为君”的前提，反映了当时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状况。《学记》还把“师”和“道”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师严然后道尊”。因为“师”是“道”的传播者，只有尊师，才能达到传道的目的。这里的“道”，当然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规范。可见《学记》提出“师道尊严”的主张，也是强化封建政治的必然。到了汉代，由于封建统治的不断强化，“师道尊严”的思想也不断加强。特别是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师道尊严”变成唯儒家经典的传诵为准绳。汉代封建统治的官方儒学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负有强化君父统治的职能。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和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所谓家法，是指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朝廷对信守师法和家法的要求很严格：“师之所传，弟之所授，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强调“师道尊严”的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