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以“东方巴黎”著称，为20世纪前半期东亚第一巨型都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了中国最富市场活力和最富思想活力的地区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上海教育政出多门，在基础教育的管理上一直未形成统一的格局。这本是全国各地都有的情况，而上海则更为突出。当时这座大都市租界林立，国家权力难以介入；即使在租界之外，政府的影响也同样有限。[1]当时上海不同类别的学校很多，如民间私立学校、外国办学校、公立学校等，尤其以私立学校为多，有研究者称之为近代上海的“一大奇观”。在1929—1934年间，上海各类别的私立学校占同级类别学校的年平均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依次为：私立初级中学，93.67%；私立中学校，88.25%；私立职业学校，84.98%；私立小学校，79.09%；私立独立学院，78.50%；私立幼稚园，73.40%；私立师范学校，70.17%；私立大学校，69.70%；私立专科学校，60.28%；私立初级小学，59.55%；私立高级中学，54.17%。[2]这些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首要考虑的并非政府的政策指令，而是高等学校招录学生的需求和学生与家长的口味喜好，由此造成各类学校办学目标、宗旨各异，教师也各行其是。正如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先生在回顾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21年的教学时指出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专门学校，所以一切主张只要内容通得过，认为妥善，便可实行，没有什么阻碍和牵制，所以各部分内容可说没有一期不变动、不改进的。因为学校的教学本来是活的，是要依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的，决不可以依着死章程去办事。”[3]
当时的上海，一般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大致处于社会中等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学教师的工资大约是70～160元，教导主任、校长可达160～200元。一般情况下，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费每月大约需30～40元。因此，一个人的工作不但足以维持家庭生活，而且绰绰有余。由于生活的富足，教师的生活较为丰富，业余爱好也有所发展。根据1934年的一份调查，当教师收入超过当时社会工资的平均水平时，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有看报、参观、看展览、听演讲、参加各种研究会的习惯；40%以上的教师有阅读书籍的习惯；还有15%左右的教师有从事图画、手艺的爱好。但是，私立学校教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私立学校教师的收入低于公立学校的收入水平，有的则可能大大超过，尤其是工部局（租界管理当局）和有外资津贴的学校，教师的收入可能是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的一倍以上。[4]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公立学校纷纷转入租界，教师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但大体来说还算是稳定的。因此，很多中学往往能吸引许多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是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高学历青年。但是，相比于同时期的高校，中学教学的收入又常常达不到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要求，因而教师队伍并不是很稳定。很多青年往往因为一时没有工作而进入学校，但一旦找到收入更高或更为理想的工作后，就会选择离开。据1931年统计，上海公立中学的165名教师中，16年以上教龄的只有1人，而6年以内教龄的则多达161人，可见这一职业人员流动之频繁。但是，作为知识分子通往高校的中转职业，上海中学教师几乎都有高等师范以上学历，留美博士也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