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鉴于民国时期教育发展十分不足，而且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被蒋介石带往台湾，因此新时期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国家建设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了这一目标，20世纪50年代初期，各中学里的大批教师被抽调以充实大学，有的调任后直接担任系、所主任。当时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在一年之内被调往大学的教师就多达6人。在这场大潮中，南洋模范中学的沈起炜也被调出，进入了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与上海市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干部文化学校和自学广播学校合并为上海教育学院，1998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了一名大学教师。
这种情况各地皆有，带来的直接影响差相仿佛。
当时，国内各大名牌中学都经历了一次教学岗位大洗牌，历史教师队伍里原有的精英几乎尽失。当时南洋模范中学校长私下里抱怨说：“学校好比是一碗馄饨汤，现在把馄饨全都捞出去，就只剩下汤了。”[1]
对于仍留在中学的许多历史教师来说，不能预期进入大学，难免会“望洋兴叹”“心灰意冷”，于是有的中学教师就提出了达到一定水平就应该送到大学去工作的主张[2]。在他们看来，这场教育界人员大变动不同于以往的个人选择，变动者不再有回流的可能，不变者亦几乎此生无望。因此，从中学到大学就不再是普通的“跳槽”，而成为了一种“升迁”。
教育环境的变化尚不止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教育，政府建立了许多新学校或是扩充了原有学校的规模。由于原有的大批教师被调入高校，从而导致基础教育界师资奇缺。与此同时，上海大批的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原来的国民政府又留下许多不能进入新政权的公务人员，许多人一下子涌入社会。于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进入中学，而且大多数担任了历史教师，造成了当时历史教育界从业者之来源复杂远逾今日之想象。从他们的知识背景来说，既有科班出身，也有半路出家；从入行前的社会身份来说，既有知识分子社会贤达，也有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转业人员等。正如江河奔腾、泥沙俱下，而鱼龙混杂，难以区别。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的历史教研组长鲍文希在1957年《历史教学》杂志组织的一次笔谈中回顾说：“师资的来源，除了师范大学及师范专科学校培养为数寥寥的专业教师外，其他就饥不择食地东拉西扯，有转业人员，短期师资训练班，还有家庭妇女及失业人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