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主体素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人格精神。陶行知的人格精神是他在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来的，又反过来支撑和推动着他从事着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的伟大实践。
陶行知的人格，就是他一贯倡导和奉行的“大丈夫精神”。陶行知在晚年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最后一封信》里，对这种“大丈夫精神”作了一个全面概括，“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1]。他一生自尊自立自强，正正当当做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私德廉洁，公德文明，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在思想上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人格长城。陶行知的人格，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范型，足可为后人所效仿，并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的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是爱国精神。
陶行知热爱我们的祖国，“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2]，这是他少年时期立下的爱国志向：“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站在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3]这是他对爱国主义最通俗的解释，也是最朴素的感情：“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4]这是他对祖国所寄予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爱国必然爱民，由此，他以“爱满天下”的精神，爱平民、爱农民、爱工人、爱广大劳苦大众。“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5]，他愿为苦难的农民“烧心香”，因而他大力倡导乡村教育；他爱工人，他唱出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6]。他倡导“科学下嫁”，创办各种工学团，开展工农教育；他爱天下一切劳苦大众；愿意终身为劳苦大众服务，做人民的“老妈子”。从爱国爱民出发，他爱教育，决心一辈子献身教育，立志要用教育来爱国爱民，救国救民。为此，他反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洋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他决心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之路来。因此，他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从爱国、爱民、爱教育出发，他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无保留地追随党”，全身心地投入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把自己的一切纳入到革命的轨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