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晚钟已经悠然敲响，在百年回眸之际，总结一下20世纪科举研究的演变历程令人饶有兴趣，也颇具学术意义。曾经在一千多年间与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在20世纪初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与科举无关的现代人却难以完全摆脱科举文化的影响。对待科举，人们从世纪初的唾弃与冷淡、世纪中的清理与批判，到世纪末的重视与反思，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理论构建，经历了一场几同隔世的沧桑巨变。
一、20世纪科举研究的演进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因为自从科举制产生一段时间以后便有人开始进行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是为古老；而将科举作为一门专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则为时尚短，是为年轻。虽然从唐宋至明清研究科举者代不乏人，但真正用科学的眼光对科举进行研究的，还是走出科举时代的20世纪的现代人。
1905年将科举这一封建政治文化制度的基石动摇撬翻之后，整个君主制度的大厦不久也随之崩塌倾覆，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动乱不安的时期。与许多学科学问一样，20世纪最初20年谈不上什么研究，尤其是在清末将科举说得一无是处，人们还沉浸在科举革废前夕的激愤情绪的余波之中，更是不屑于去拨弄这一“历史垃圾”。20世纪的科举研究始于20年代，至20世纪世纪末，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至1949年。最初人们对科举的评价多为片断的回忆和零星的评论，从孙中山到陈独秀，很少有名人完全未议论过科举。学术研究方面，1921年曾在《平民教育》发表《新法考试》的心理学家张耀祥，又于1926年在《心理》杂志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以他直接从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录亲自抄录的24451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人才的地理分布。他还在《晨报副刊》第1493号（1926年12月16日）刊出《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当时“科举二字不符时俗耳目”，言科举者“足大来丑诋”，[2]一般人皆以考试来代指科举。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按孙中山考试权独立的构想成立考试院，促进了考试（科举）史的研究。1929年邓定人将其在上海《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上发表的连载论文编著成《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由民智书局出版。此书的主要内容为科举考试史，实际上是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书。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 1937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黄金时期，科举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仅专著就有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年出版）、方瑜《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山大学1933年印行）、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大公报社1933年出版）、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试院1936年印行）、卢前《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还有不少论文发表（约80篇），主要为制度史研究和考订，较具理论研究性质的有王亚南于1947年在《时与文》第2卷第14期发表的《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杠——科举制》，以及潘光旦、费孝通1947年在清华《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上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此时期国外科举研究专著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第一阶段的科举研究论著多各自进行，很少产生争论[3]，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