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一门传统学术领域中的专学的形成也与此类似：世上本无所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学。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之类。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只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专门之学。“科举学”是在科举研究历史悠久、研究对象重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一个专门术语，是实至而名归，是在学显之后蔚然成学的。本文拟在笔者以往“科举学”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分析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概况，介绍外国科举研究的新进展，并进一步论述科举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科举学”产生的必然性和构建“科举学”的重要意义。
一、多学科的科举研究
与其他许多专学不同的一大特点是“科举学”具有明显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单一学科所无法包容的。[3]以往科举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
历史学与科举研究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作为一门研究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过去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专学，“科举学”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消逝的历史陈迹，因此必然和历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就像敦煌学从属于历史学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科举学”也可以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历史学是“科举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实际上多数科举研究成果还是历史学界的学者做出的。回顾20世纪的“科举学”，经历了1920年至1949年的奠基期和1950年至1979年的中心外移期后，1980年至1999年出现了中国科举研究的兴盛期。20年间，科举成为唐宋元明清各断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科举研究也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是权威刊物《历史研究》经常发稿的一个主题。《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刊出的刘海峰的《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和何忠礼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一文，可以说是对20世纪有关科举起源问题和断代科举研究史的一个总结。由于科举和中国1300年间的历史进程有重大关系，因此各个断代研究多有大量的科举研究论著发表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学者是科举研究的主体，对待科举，人们从世纪初的唾弃与冷淡、世纪中的清理与批判，到世纪末的重视与反思，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理论构建，经历了一场几同隔世的沧桑巨变。纵观20世纪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的看来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