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是近年来农村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期刊论文非常多，专著也不少。但总的来说，从教育政策评价的角度来对“新机制”进行讨论的文献并不丰富。
最早对“新机制”进行系统调研和分析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邬志辉。2008年邬志辉出版了专著《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从教育财政的视角对“新机制”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该著作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回顾，并根据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不仅如此，在肯定“新机制”作用的同时，该著作还从教师工资、公用经费、“普九”债务、学校乱收费等方面进行专题分析，提出了具有历史深度和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13]。另外，较早对“新机制”展开讨论的是西北师范大学的王嘉毅和北京大学的丁延庆，他们早在2008年就分别对“新机制”的实施情况展开调查研究。王嘉毅在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进行调研，认为财政投入不足仍然是“新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中央有必要进一步加大贫困家庭的补助[14]。丁延庆等人2007年5～6月对中部和东部地区166所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通过对比“新机制”实施前后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收支状况，肯定了“新机制”政策的积极作用，认为该措施确实有效提高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经费的保障情况。但同时也指出，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而且对于贫困家庭和寄宿学生来说，“一补”的政策额度过低不足以为这些弱势学生提供足够的支持[15]。随后，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对“新机制”进行调研，但是利用其他课题调研的相关数据，范先佐首先肯定了“新机制”的成效，同时也指出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中央财政“挤出效应”、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过低所造成的问题。为此，范先佐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创新经费管理方式等[16]。在此基础之上，付卫东等人利用湖北省的数据，对“中央财政挤出效应”进行了专门讨论。付卫东认为，“挤出效应”确实存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中立”和地方政府努力程度不够，因此，中央需要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创建激励约束制度和创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监管机制[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