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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教育家”到“教育万能论者”[1]——评20 世纪50 年代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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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11日,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大会宣布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并决定组织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习仲勋和陶门弟子张宗麟等10 人组成。

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成了纪念陶行知的专刊。胡乔木说:“陶行知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评价陶行知,说“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与教育实践……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作人,而不是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够解放自己”。“在教育事业上,它同样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陶先生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不仅别人应该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我们两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可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2]钱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他特别强调:“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陶先生一生的历史就是一部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他从一个欧美式的自由主义者,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3]9 月22 日,重庆《新华日报》也推出悼陶特刊,吴玉章在特刊上撰文说:“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在中共权威人士的笔下,陶行知简直就是完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