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对根据地教育建设有重要影响。他对陶行知认识演变的过程，他考察陶行知生活教育实践经验的出发点，颇值得探讨。
徐特立在抗战初期、抗战中期以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对陶行知的评价不完全一致。总的说来，对陶行知的肯定逐步升级。抗战初期，他赞成采用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不赞成其思想体系。 1940年还公开批评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他指出：三四年前的《生活教育》上陶行知先生曾有一篇论说这样说：“行动产生真理，但只有真理的行动才能产生真理”。指出“这里，他与旧唯物论鄙视污贱者的行为是一致的”。在徐特立看来，一定要从真理产生的行为才能从行为产生真理，那么“实际上仍然是真理产生真理，哲学产生哲学，只不过中间有行为做媒介罢了”；而且只有真理的行为，没有错误的行为，就只剩下行为中的一小部分，且人类历史的行为是从错误到正确，否定了错误的行为，就不是整个历史的人类行为，将野蛮社会及蒙昧社会给我们认识自然的遗产全部都否定了。他认为当陶行知还是杜威门徒的时候，他自命为知行，当他离开了杜威体系的时候，改名为行知。“他从行为上加上真理二字，是杜威体系作怪。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杜威的范畴作怪”。
在中华民族寇深祸亟之际，陶行知跻身民国政府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前列，影响甚大。宣称：“应唤起民众，联合起来，百折不回地去保卫中华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他的行动比其宣言更有力量。陶行知与时俱进，人们对其观感也随之变化。
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主观主义学风成为众矢之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备受指摘。徐特立在整风精神启发下，先后发表《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再论我们怎样学习》等文章，在生活教育社成立十五周年之际，还同范文澜以延安新教育学会正副理事长身份致函祝贺。这时，他对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的评价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