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毕生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寻觅中国教育的曙光，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实验，形成了中国近代独树一帜的教育理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理论宝库。陶行知在教育实践及教育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早期“教育救国”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救国”思想对他的思想言行起着较大的支配作用。
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
早期陶行知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早期“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经过了一段较为复杂的过程，使他在“十字路口”作出艰难抉择，逐步接近教育，逐渐形成了对教育的信仰。
1911年，陶行知考入南京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金大”四年的学习，陶行知不仅增长了知识才干，而且养成了民主共和信念，皈依自由、平等、博爱，“完成人生观的奠基工作”。[2]人生观奠基工作的完成，使陶行知进入思想政治和人生价值新境。其标志之一，是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对民主共和的热情宣传，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放言歌颂。无疑这是他求学时期思想政治认识与思考的结晶体。其标志之二，是《共和精义》明确地提出良好的国民素质是形成健康社会的必备条件，确定了人的价值观，强调“民本”和个性，痛斥愚昧惰怯的国民劣根性。大声疾呼：第一要“重视个人之价值”；第二要“唤醒个人之责任”；第三要“予个人以平等机会”。同时，探得实现民主与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路径，即政治上的改良主义[3]和哲学上的“知行合一”。这些，为陶行知“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金大”毕业后，陶行知负笈游美，入伊利诺斯大学学习。自此开始，他便对教育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地乐此不疲，对其未来的终身职业有了内心的转变，由从政转向从教。从美归来到他创办的晓庄学校被封，尤其是“九·一八”“一二· 九”运动以后一段时间，这是陶行知“教育救国”思想的实验推行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占他发动的“六大教育运动”[4] 的一半左右，对“教育救国”的途径作了多方面可贵的探索，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1930年4月7日，南京卫戍区司令部令晓庄学校停办；4月12日通缉陶行知。他隐居上海，邀集在沪的晓庄校友在孟渊旅馆开了一次座谈会，一位校友问：“我们不再办学校用教育来救国了？”“也不再做实验新教育的美梦了！你是说，我们得组织农民党来领导农民革命？”陶行知作出了如下回答：“我的意思，真是这样，教育不过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主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武器。你知道吗，列宁革命之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劲旅，可以打败敌人。”[5]据此，似乎完全有理由断定，晓庄被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促使他完成了由“教育救国”向“革命救国”的转变，使他彻底丢弃了“教育救国”主张。无可否认，晓庄被封，使他对教育的功用产生了怀疑，但完全放弃多年形成根深蒂固的“教育救国”主张，还要一个过程。戴氏所记的那么一段话，也许记得不是很准确，也许是陶行知余怒未消，所言尚带有严重的情绪。事实上，之后他并没有竭尽全力去组建什么“绿色党”，也没有去拿起什么“武器”，建立什么“劲旅”，而是推行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等。因此，自陶行知归国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实验期。这样说并不否认晓庄被封后，尤其是“九·一八”“一二· 九”运动后“革命教育”新质因子在不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