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尽管由于“左”的路线，50年前对他的错误批判，使他从社会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浮云毕竟不挡青山。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陶行知又一次焕发出他独特的魅力。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也十分沉重。他当年的思考和批判、建设和实践不但完全没有过时，与今天的现实没有任何“隔”的感觉，而且经常令人有针砭时弊、入木三分的新鲜和痛快淋漓，从而使人感慨他的睿智和深刻，这正是所谓的大家之眼、大师之相。
陶行知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普及教育，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他的思考和时下的风气并不相同，他认为在中国要真正普及教育，一是要省钱，二是要省时间，三是要通俗。在经费、师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普及教育的计划必须“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反对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少爷教育”“小姐教育”“书呆子教育”。而且他意识到，仅仅靠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在学校之外，创造出更为简便实用的教育组织。为此，他发起了“科学下嫁运动”，创造了“空中学校”“工学团”“小先生制”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新的教育方式。
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成功地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并且系统地付诸教育实践。他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用英语表达，即“education of life”（生活的教育）、“edueation by life”（依据生活而教育）、“education for life”（为生活的教育）。他认为这是符合本国国情，适应生活需要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