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行知研究的一种尝试——文化冲突作为一种分化视角
我们可以把整个20世纪看作是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在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中国大地，当古老的文明不得不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时，文化的冲突在这个新旧时空交错的土地上表现得更加剧烈。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战乱、暴力、革命、逃难和死亡对生长在这个文明中的人群而言，更具灾难性。战争不断地将伤痛铭刻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但为了生活下去，个人必须学会忘记。于是，这种身体上的伤痛逐渐被时间遗忘，曾经受过伤的大多数个体变得沉默不语，直至有一天成为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国民性小说中书写的愚昧大众。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被迫遗忘的过程，但是，这种被迫的遗忘却逐渐生成为一种身体惯习，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某种日常生活的支配性结构。另一方面，总有一些敏感的个体在记忆与反思这个受伤的过程。这种记忆和反思给那些敏感的个体带来的痛苦或许更加纠缠复杂，近似一种含有荒谬或反讽色彩的痛苦。文化冲突是深层的、结构性的冲突，它在表面上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条约、造反、改革、运动、革命等大事件形态，以及由这些大事件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变迁。这种动**的局势给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下层民众，即乡土社会中的广大农民，带来了纯粹生存上的灾难：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是不把个体的生命当一回事情的。战乱时期，生活很重，生命却很轻。
虽然战乱更多地给下层民众带来生存上的灾难和痛苦，但深层的、结构性的文化冲突还是更多地表现在读书人，即知识分子的思想、话语、写作和行动上。当然，这种文化冲突也是其思想与行动的契机或推动力。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早已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一些知名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如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鲁迅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充分展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经历的文化冲突，并由此向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在那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基本思想状态，从认识论上构建了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几个重要模式，比如冲击—回应模式。但实际上，当我们从自身的角度进行思考时发现，我们并不能用这些模式来概括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