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评论家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教育家，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陶行知。不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这两位伟人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富有魅力的人格，他们都对乡村问题和大众教育表现出极火的热忱，他们都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无情的挑战。在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的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很快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表达了他对陶行知的崇敬与悼念之情。在毛泽东以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依稀可辨陶行知的影子，依稀可辨生活教育思想的印记。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在其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中酝酿、形成并发展的。虽然人们一般把陶行知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乡村教育运动（1927—1930年）、普及教育运动（1931—1935年）、国难教育运动（1935—1937年）、战时教育运动（1937—1939年）、全面教育运动（1940—1945年）和民主教育运动（1945—1946年），但如果系统探讨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平民教育运动，追溯到陶行知早年的经历。
1.生活教育思想的酝酿期
陶行知生于安徽省歙县，家境贫寒，自幼无力入学。后得到私塾先生及外祖母的帮助，先后在家乡和休宁县就读。童年的生活不仅使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使他认识到传统教育的负面；不仅使他目睹了贫苦人民的艰难生活，也使他看清了官宦富人的伪善和对穷人的欺凌。
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在题为《共和精义》的毕业论文中，他明确表达了强烈的亲民、爱民、救民的思想感情，并把教育作为实现共和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写道：“吾于共和之险象，既已详言之矣。然戒险防险，思所以避之，则可；因畏险而灰心，则大不可也。避之之道唯何？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止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2]可以说，陶行知此时已充分认识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识到教育对于培养自由的国民精神和个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这是陶行知作为教育家的人生起点，也是生活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